陳望道與復旦大學的情緣

從復旦大學邯鄲路正門步入不到百步，就可見一條橫貫東西的 “望道路”，一條以新中國成立后首任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名字命名的校園大道。“望道路”西起“燕園”——望道先生任教的新聞系舊址(現在的日本研究中心)，東止復旦大學正大管理發展中心。沿途除了四幢樓(陳望道先生當年的辦公樓)、復旦理科圖書館、望道廣場(廣場中央豎有陳望道先生的半身紀念銅像)，過了毛澤東紀念像廣場后還可見第二教學大樓、曦園景點和復旦學院任重書院等舊建筑。筆者漫步在“望道路”上，仿佛又回到了望道先生為之奮斗了一生的那個過去的年代。

1920 年5月，陳望道先生在義烏家鄉分水塘村完成了馬克斯恩格斯名著《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后來到上海。在上海編輯《新青年》；與陳獨秀、李達等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出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首任書記，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五位黨員之一。也就在1920年這一年，望道先生來到了復旦大學任教，開始了他與復旦大學近半個世紀的情緣。

一

1920 年9月，陳望道先生來到了復旦，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科任教，開設了文法、修辭課程。1924年起，他又開設了美學、因明學和新聞學講座等課程。1927年，望道先生任中國文學科主任以后，他把原有的新聞學講座擴充為新聞學專業，特聘名人講授“新聞編輯”、“報館組織”、“新聞采訪”與“新聞學”等專業課程。因為有了這個基礎，1929年復旦調整系科時，原中國文學科分成為中國文學系和新聞學系，望道先生擔任了中國文學系主任。在近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望道先生治學嚴謹，先后出版了我國第一部論述作文法的專著《作文法講義》(1922年)、我國最早探究形式美的論著《美學概論》(1927年)和我國第一部用白話文寫作的因明學論著《因明學》(1931年)。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望道先生是一位身穿灰色舊長衫講課的窮教授，他為人正直，愛憎分明，頗受學生愛戴，人稱民主教授。在他時任中國文學科主任的1927 年，因為大革命失敗，夏征農(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等許多革命青年從武漢逃來上海，沒有地方可去，經望道先生安排，他們才進了復旦中文系學習。

1931 年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那一年，復旦左派學生聚會，中文系的一位學生敲響了學校的校鐘。按照規定，學生是不能隨意敲響校鐘的，為此校長決定開除這位學生，要時任中文系主任的陳望道副署，陳望道先生為了保護這位左派學生，沒有簽字。為此惹惱了學校當局，望道先生不得不離開復旦。在離開復旦以后，1932年他修改、整理講稿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兼顧古話文今話文的修辭學論著《修辭學發凡》。此后，他辦《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主編《婦女評論》，創辦《太白》雜志，開《大江書鋪》和辦《大江月刊》，發動“大眾語運動”，發起“中國文法革新”的討論。

二

1938年抗戰爆發后，復旦遷校至四川重慶北碚。1940年，陳望道先生從上海經香港輾轉到重慶，回到了設在北碚夏壩的復旦大學，在中文系和新聞系任教，1942年起出任新聞系主任。在他出任新聞系主任后，提出了“宣揚真理，改革社會”的辦系方針和“好學力行”的系銘。

為了募集資金創辦當時中國高校的第一座新聞館，在炎熱的7月，陳望道先生中午以燒餅充饑，晚上睡在滿是臭蟲的床上，因為過度疲勞，他臥病了一個多月。在他的主持下，復旦新聞系蒸蒸日上，名聞全國。1944年那一年，報考新聞系的學生為543人，占了那一年報考復旦大學學生數2787人的19.48%，而當年新聞系僅錄取30人，也就是說，每18人中才能錄取一人。

1946 年抗戰勝利后，陳望道先生隨復旦大學回到上海，繼續擔任新聞系主任直到1950年。在五十年代院系調整中，上海市高教局曾以蘇聯只有黨校才能辦新聞系為由要停辦復旦新聞系，望道先生知道后兩次專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又去找周恩來總理?？偫碚埵久珴蓶|主席后，毛澤東說：“既然陳望道要辦，就讓他辦。”這樣復旦新聞系才得以保留下來。在今天復旦新聞學院大樓前面的草坪上，豎有一座陳望道的半身銅像，就是為了讓人們不要忘記這位復旦新聞系的創始人，永永遠遠地紀念他。

三

四十年代末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教育部擬將復旦遷往臺灣，從而引發了一場復旦師生的護校斗爭。望道先生作為教授代表擔任了護校組織“復旦大學師生員工應變委員會”的副主席，領導學校的師生保護學校迎接解放。

1949 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陳毅將軍任命為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的副主任，協助軍管會代表實施對復旦大學的接管。因為校務委員會主任張志讓人在北京，望道先生實際主持了新中國成立后復旦大學的校務和教務工作。1950年中央曾有意調他去北京工作，征求他的意見。望道先生說：“如果到北京工作和在復旦工作一樣重要，我還是希望能繼續留在復旦。”為此，毛澤東在1952年親自任命望道先生為復旦大學校長。當時全國高校正實施院系調整，十八個兄弟院校的相關系科并到了復旦，一時間群星際會，人才薈萃，但各校有各校的傳統和校風，教授們又個性迥異，要把這多樣化的文化背景融合到一起，實在很難。作為一校之長的望道先生嘔心瀝血，才使復旦各項工作走上軌道，從而成就了國內一流名校的聲望。

院系調整后，有人提出來要改復旦校名為上海大學，各說各的理由，最后陳望道先生在一次全校大會上說了他的想法，這場校名之爭才算平息下來。復旦的校名“復旦大學”四字，開始采用的是毛澤東寫給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跡，望道先生認為還是請毛澤東親自為復旦大學題寫校名為好，為此，他在去北京開會時專門找了張志讓，請他托人讓毛澤東親自為復旦校名題詞，現在所用“復旦大學”四字即為后來毛澤東親自為復旦大學題寫的校名。復旦的校門也是幾經變遷，原來在國杈路口對面， 1965年為慶祝復旦建校六十周年，學校決定建新校門，并移址到現在的邯鄲路220號。為了建造現在的這座校門，預算需要兩萬余元，但當時學校只能有一萬元的投入，于是望道先生拿出了自己積攢的稿費一萬多元作為校門的建造資金。因為這個原因，在1991年望道先生誕辰100周年時，曾有知情的教師建議將現在的復旦校門命名為望道門。

在六七十年代，復旦地處上海的城郊結合部，屬寶山縣地界。因為未劃歸市區，在那個年代，不論是糧油還是副食品供應都遠比市區要差，同時給復旦職工子女的讀書、升學、就業也帶來許多不便。身為一校之長的望道先生，為此多次給上海市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希望盡快解決這一問題。對于當時有一萬多名師生員工的復旦，市政府也覺得十分為難，但望道先生還是不斷地反映。1977年10月望道先生彌留之際，市有關領導來探望他時，問他有什么要求，他說：“我別無他求，只希望復旦能盡快劃入市區。”在他去世后不久，這一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

漫步在“望道路”上，筆者思緒萬千，不知不覺來到了“望道路”旁的復旦學院所在地。復旦學院是復旦教學改革的一個窗口，新生入學后實施廣材教育的一片試驗田，由四個書院組成，其中一個就是用望道先生的字“任重”命名的“任重書院”，以紀念這位為復旦工作了近半個世紀的先賢。

夜幕降臨，筆者望著“望道路”旁那一盞盞宮廷式路燈透出的淡淡熒光，心潮澎湃，要知道這也是望道先生在六十年代親自到校工廠要求加工制造的??！復旦人永遠不會忘記老校長為復旦所做的這一切。 (作者系陳望道之子)